12月21日，由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主办的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《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——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》报告（下文简称“报告”）发布暨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北京大学、吉林大学、上海外国语大学、杜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学者，就“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”进行了交流和研讨。
“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，是如何定义大国兴衰的？” 报告首席专家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、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杨光斌提出的这一问题，引起了多位与会嘉宾的热烈讨论。
吉林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刘德斌表示，过去几十年，大家公认的导致大国衰落的原因，是大国在军事扩张、政治扩张的能力超越了经济的支撑能力，但从现在来看，科技水平、科技创新能力，一直是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的“主线”，特别是1990年新科技革命蔓延开来之后，“重塑国家的核心竞争力”也成为了一个主要方向。
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靖则认为，现在的大国衰落不是因为“债务还不起了”，而是它获取资源的能力极大下降。他分析称，二战之前，大国都是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债务问题，但冷战后这种模式发生了变化，大国获取资源的能力极大的下降，“不管是军事能力、高科技能力、还是战斗能力。”
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则认为，在讨论大国兴衰和大国组织化的问题时，应该考虑将大国在国际层面的组织状态考虑进去。他以美国为例解释道，美国在国际上的组织化程度相当强，“他可以动员所有北约成员国，他可以动员所有的盟国，美国有69个正式签约的条约盟友，有大量的海外军事基地，美元也是关键货币。”
“所以在这些方面，从国际政治、经济的组织化程度来说，没有国家可以强过美国。”高柏表示，“中国现在开始建立‘一带一路’、建立亚投行等等，都是中国在国际方面加强组织化的一些举措。”
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进则认为，当前的大国竞争属于长历史时段的和平竞争，迥异于以往的军事竞争，在此背景下，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他认为，相比于将领导人视为关键因素，国家的组织化程度才是核心关键，同时，“并不存在非历史性的、最优化的组织化原则，仅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比较优势。”他强调，领导人的出现具有随机性，其作用的发挥实则与组织化程度紧密相关，不能脱离组织化基础孤立看待领导人的影响。
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誉一级教授黄嘉树表示，国家兴衰的原因是复杂的，首先还是“考虑政治的要素、经济发展水平、包括生产方式的组织，能不能提供一个具有凝聚力、号召力的宏观愿景的意识形态以及军事能力”等等。他表示，报告中用组织化程度来解释国家发展，提出了解释国家兴衰这一问题的新的因素，是一个很好的思考路径，但其中提到的一些概念，比如“组织化过密”、“组织化红利”、“组织化陷阱”等，具体的判断和划分标准仍需进一步打磨与完善定义。
报告参写者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欢在回应大国“兴衰”相关议题时，重点探讨了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共存问题，提出现代中国能够实现集权和分权同步加强的观点。他指出，相较于古代，现代中国的政治集权和政治团结均有所提升，而秩序与活力两大维度均可同步强化。这一认知提示我们可期待并建设一个秩序与活力兼具的强大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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